4月13日上午，北京确诊第一例H7N9禽流感患者后，600多公里外的山东东南部的一座村庄里，当地一位宣传干部给北京的朋友发了条短信：“给你捎点口罩吧。”之后，他又热心地对身旁从北京来的记者说：“回去时给你也捎点儿，戴了总比不戴强。”　　这是位于胶东半岛的大店村，中国民用口罩的主要产业基地之一。这个2200人的村庄拥有300余家与口罩相关的企业，被人们称作“口罩村”。去年，大约9亿只口罩从这里走向全国和世界。当地人骄傲地宣称，市场上80%的民用口罩都是大店出品。　　随着H7N9禽流感开始向北京、河南等地蔓延，口罩这种不起眼的日用品再度进入人们视野。不过，在民用口罩的生产地大店村，这个话题的吸引力还比不上周末的集市，H7N9病毒也没有让村里的订单多起来，趴在缝纫机上的计件工人没时间聊天，机器上的口罩大多是轻薄带蕾丝边的春夏款。　　“有没有病菌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49岁的大店村口罩协会会长姜秀彬带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甚至有点忌讳把大店的口罩和禽流感联系到一起。“俺本身做的就不是防病菌的，就是民用口罩，功能就是防尘、保暖、防晒、时尚。”他使劲儿强调。　　“H7N9没出现，我们也照样生产。”当地一位宣传干部解释，“可能这对我们是个利好消息。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本来不戴口罩，现在戴了，本来换得不是那么勤，现在勤了。但我们是被动的，肯定也不希望发生禽流感。”　　村民自己很少戴口罩，却喜欢盯着别人的口罩看。　　大店村距离县级市胶州20多公里，途中要穿过数片农田和一座铁道桥。县城的出租车司机轻车熟路就能找到这里，一位中年司机说，每年都能拉好几拨去大店的外地人，对方刚说出“大店”这两个字，他就知道是去“看口罩”的。　　不过，这个季节的大店村显得有些冷清。尽管每隔几米就矗立着一家口罩厂的招牌，但街上空荡荡的，走进工厂才能看到埋头干活的人。村口专门为外地经销商而建的招待所里没有一个客人，就连国道旁边的货运公司都显得有些萧条。一个东北口音的中年男人一手插着兜，一手指着码在墙边的几箱口罩说：“现在是淡季，得等四五天凑够一小车才能发，要不连油钱都不够。”　　半个月前，大店村还不是这样子。那时正值换季，外地经销商来村里订货，“一个经销商前脚刚走，后一个经销商又进来了”。今年年初全国发生大面积雾霾，一家口罩厂的老板忙得只有在工人吃午饭时，才有时间和来采访的记者聊上几句。而在10年前的“非典”期间，“来进货的人多到数不胜数”。　　大店村的口罩生意，源自1988年，村里一位名叫姜以习的老人去兰州走亲戚，发现那里一到秋天就开始起风沙，在街上走一圈，牙齿上全是尘土。当地人喜欢戴老式系带的白纱布口罩出门，既保暖又防风沙。这个成本几毛钱的口罩在那里能卖到一块钱，姜以习和几个村民开始做起口罩生意。　　当时，姜秀彬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村里第二批进入口罩市场。最初，他只雇了两三个本村妇女，做的是最简单的白口罩。那时的大店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他们得坐36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在兰州的批发市场里租半个摊位，自己推销口罩。　　如今，姜秀彬不太愿意把大店的口罩发展和环境问题挂上钩，他更喜欢将其称为“富民产业”。“如果不做口罩，在农村没有别的，就是种地，生活和现在肯定不一样，地里能出来多少东西？要想增加收入，就得出去打工，可60岁的老太太人家也不用啊，但干口罩就能用。这300多家企业，解决多少劳动力啊，我初步计算就是6000人！”他说。　　尽管如此，沙尘暴、“非典”、雾霾和禽流感这些关键词，还是成为人们谈论大店村时绕不开的话题。“俺都知道，哪出哪出（疫情）的，俺们就交流交流，也挺关心。”口罩工人王文兰说。　　当北京出现第一例禽流感患者时，这个72岁的老人正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一把大剪刀，身旁堆着几摞雪白的口罩。2004年村里发展口罩产业后，厂房取代田地，她就去口罩厂打工，负责剪断口罩的线头。王文兰说自己闲不住，家里条件也一般，每个口罩能让她挣到6厘钱，一年的收入超过两万元。　　这里的人们自己很少戴口罩，但走在街上、看电视时，总喜欢盯着别人的口罩看。去年冬天，村民姜瑞娥在外地看见一个戴着灰色口罩的农村妇女，她兴奋地对旁边的人说：“这个口罩是俺家做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了，上面绣着猫头，这里还有个尾巴。”她笑着用食指在空中画了个圈。　　那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大店村带来了订单，也给这个原本平静的村庄带来伤害。　　北上的H7N9禽流感并没有影响到这个村庄的正常生活，尽管一周前，曾有谣言称青岛已经出现了一例H7N9患者。　　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毫不在意地说，胶州空气好，一般没人戴口罩。前一阵雾霾天气，妻子硬让他早上戴个口罩再出门，他一出家门就把口罩摘掉了。　　那个口罩还是10年前“非典”时期剩下的。那时，当地一位从台湾探亲回来的老人感染上“非典”，全城排查，连路都封了，人们戴起口罩，外地人调侃着说，“守住东大门，防住胶州人”。　　早在此前，大店村的口罩已经卖断货了，这一年的销量是3年前的3倍之多，达到2800万只。姜秀彬记得，那年春天口罩销售的时间持续得特别长。村里的工人每晚加班到凌晨，连印好字的塑料包装袋都成了紧俏货。不过，他起初“根本不知道‘非典’是什么”。　　那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大店村带来了订单，也给这个原本平静的村庄带来伤害。当年5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的记者到村里暗访所谓的“防非典口罩”，发现生产环境令人堪忧，一家口罩企业的老板说：“（这个口罩）就是要防‘非典’才弄的。北京的、太原的、天津的还有河北的，天天都在这里来收。”　　但在当地宣传干部眼中，那是对大店村的一次误读。“老百姓觉得买了口罩就能防‘非典’，后来又说你这个口罩怎么不能防‘非典’？可我们从来没说过这个口罩能防‘非典’，那是经销商、零售商的宣传。我们只是说‘戴了能比不戴强点’。”　　2004年，为规范生产，大店村成立了口罩协会。已经发展起来的几家企业凑了100万元，借给村里人发展产业。那一年，村里生产口罩的企业增加到80多个，口罩的年产量增加至5000万只，差不多是“非典”时期的两倍。　　与口罩相关的生意也开始在大店村出现：村里以前开小卖铺的、卖面粉的转行办起纸箱厂和塑料印刷厂，还有人专门负责把口罩从村里运送到附近的货运公司。　　通过远在浙江义乌的批发商，这里生产的口罩还戴在日本人、韩国人以及俄罗斯人等不同肤色人的面庞上。姜秀彬很熟悉这些老外客户的不同要求：俄罗斯人注重保暖，日本人对品质要求特别严，东南亚人图便宜、要的货比较低端。　　为防止再出现“误读”，村里人开始在包装上注明“非医用口罩”几个字。　　尽管如此，2006年全球禽流感疫情爆发时，大店村的口罩又脱销了。东南亚的客户通过义乌经销商找到这里采购口罩，“跟他解释他也不管，他们就要，可能觉得戴总比不戴管点用吧”，姜秀彬说。　　今年年初，全国出现大面积雾霾天气，又有经销商找上门来：“你这个口罩能防PM2.5吗？”　　“PM2.5……是啥？”姜秀彬疑惑地问，“我才听说，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你做口罩不知道PM2.5是什么？”对方问。　　“我都没听说过。”　　后来，电视看得多了，姜秀彬才知道PM2.5原来指的是直径不大于2.5微米的颗粒物。“那怎么能防呢，那么小的颗粒物怎么能防。”他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就像卖药的不希望人们都得病，我们做口罩的也不希望总有疫情。　　时至今日，这个口罩协会的会长还没把禽流感的名字叫利索。“H……7N9，为什么叫H7N9，不是H7N8呢？”饭桌上，他问坐在对面的一个人。　　“就是一种命名，就跟奥迪A几一样。”对方告诉他。　　H7N9禽流感目前还没有让村里的订单增加，在姜秀彬看来，这是由于市场的滞后性，口罩的生产和销售之间总是差着半个季节，大店村现在生产的口罩都已经是夏天的款式了。　　他常常回避这个话题。“我不愿意出现这个事情（禽流感），一出现就会有波动，有波动就会影响正常生产。销量突然激增也不好，短期是挣到钱了，但对企业发展来说是大忌。正常发展应该是这样的”，他用一根手指向斜上方慢慢画了条直线，然后又快速地画了条波浪线，“如果是这样，上来、下去、过一阵又上去下来，我们就没法干了。谁还敢进入这一行？”他说。　　但伴随着沙尘暴、“非典”、禽流感、雾霾，每次环境和公共卫生事件都会让大店村的口罩销量出现波动。2012年，这个拥有712户人家的村庄，年产值达11.1亿元。当地宣传干部很不希望口罩产业的发展被说成“搭了环境污染的顺风车”。　　“就像卖药的也不希望人们都得病一样。”胶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记得有个药店门口的对联就写着：‘但愿世间人长寿，不惜架上药生尘’。”　　截至4月16日中午，全国已确诊禽流感患者63例，其中14人死亡。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发现H7N9禽流感人传人，不代表不会人传人。　　在淘宝网上，这一周口罩的销售量比往年增加了10倍。北京街头，一个时髦的长发姑娘用格子花纹的棉布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尽管那一天的最高气温接近20摄氏度。义乌一位口罩经销商也发现，平时不起眼的白口罩在销售淡季变得热起来，来批发的零售商要货还挺急。　　不过，一位来自青岛的口罩经销商在网上反问：“亲，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口罩可以防禽流感吧？”　　这位经销商经常来大店村批发口罩，“大家的总体感觉是，戴要比不戴好，戴活性炭专业净化口罩要比戴普通时尚口罩好，所以现在出门都戴个口罩。媒体还得宣传一下，禽流感得科学预防，不能动不动拿口罩说事。”她说。　　外界的喧嚣没有打乱口罩村的平静。姜瑞娥的女儿在上海工作，禽流感爆发后，母女两个通电话时说起这件事。姜瑞娥叮嘱女儿别出去玩、有事要去医院打针，这次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张罗给女儿寄点口罩。